（1）新中国成立时，严禁生活腐化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由农村转入城市，中高级干部数量增多。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制止军队生活腐化堕落。1953年至1954年上半年，总政治部直接受理的师以上党员干部违法乱纪案件中，有30%属于生活腐化问题。
　　1953年7月，群众向彭德怀反映，有些军级干部存在追求享受的腐化苗头。彭德怀当即进行了批评。不料，却被反驳说，中南海还选调舞伴呢，“我们跳跳舞搞点文化娱乐活动有什么不可以？”彭德怀经过了解才知道，中央警卫局正在给中央领导同志挑选舞伴，且标准很高，要求“面貌清秀、体态端正”，有些选送的女同志甚至连续两次被退回，引起军区有关领导同志的不满。后来，罗荣桓责成签发电报的总政副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做书面检讨，对擅自给选女文工团员附加外貌条件的秘书做出撤职处分。
　　这件事过后，总政派出工作组深入部队内部，调查居功自傲、追求享乐腐化的行为。半年内，查出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兵团级干部3人，军级干部12人，师级干部205人。[详细]
　　（2）“文革”中，整顿“肿散骄奢惰”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对军队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恶劣影响充分暴露了出来。1975 年，邓小平开始对军队的整顿。当年7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着重讲了军队存在的5个问题。一是有点肿，1971年全军总人数比1959年增加360万。二是有点散。三是有点骄。四是有点奢。五是有点惰。
中央军委制定了具体整顿措施。全军上下普遍开展“反骄破满”教育和作风纪律整顿。一部分违反群众纪律的人员和单位，受到了批评和处理；对部分人和单位占用地方大量房屋、土地及其他财物的，按军委要求进行清退，暂时不能清退的要向地方作出解释和交代。[详细]
　　（3）改革开放后，重在反腐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军人面临更多诱惑，军队贪污、受贿行为日益增多。据《当代中国军队政治工作》一书披露，从1982年初到1983年底，全军共查出大案174 件，主要涉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非法经商、偷税漏税等问题。到1998年改革开放20年时，全军共查处了几百名正师职以上干部的腐败案件，其中主官占到2/3强，临近退役的领导干部占2/5，主管人财物的部门领导占1/3强。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权力的“一把手”成为军队腐败的高发群体。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致力于从机制和源头上治理腐败。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军委、总部和各大单位先后制定出台近200项廉政法规制度。廉政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军队的一项重要课题。
　　如今，具有军队特点的反腐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今后的关键是如何保证这些制度的执行力。[详细]

　　（1）军队反腐倡廉背景下，谷俊山不再担任军队要职
　　胡锦涛主席在新的形势下再次强调军队反腐倡廉，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联想到了军队近期的人事调整——今年2月初，据国防部官方网站显示，解放军总后勤部进行人事调整，谷俊山不再担任副部长，但没有透露谷俊山具体去向。[详细]
　　（2）完善审计制度：2007年取得直接经济效益68 亿元
　　2006年8月，解放军按照总政治部、军委纪委的统一部署，开始重点治理工程建设、物资装备、医疗卫生、军交运输、财务、军需、通信、有偿服务以及社会化保障领域在招投标、采购等军地经济交往中的商业贿赂行为，确保军队高中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严格自律、廉洁从政。
同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此后5年，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一直被摆在突出位置。据总后勤部的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全军共审计单位和项目7.7万个, 取得直接经济效益68 亿元。[详细]
　　（3）健全惩防体系：着力解决奢侈浪费和贪图享乐等问题
　　胡主席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思想上预防军队腐败，做到预防为先、关口前移。
　　2008年9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了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全面规划和部署了军队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等方面的主要工作任务，提出了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相关措施，是深入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2011年6月，经胡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从11个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作出70个“不准”的禁止规定，同时，对党委、纪委、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机关部门的责任作了规范，规定了考评及责任追究办法。[详细]

　　2006年6月29日，新华社报道称，拥有中将头衔的王守业已被中央军委免去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报道还指出，“现年62岁的王守业”是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免职的。
　　据了解，王守业的违法乱纪行为，主要发生在1995年至2001年，其执掌总后基建营房部大权期间。该部门主要负责军队的营房、港口、机关等基础设施建设，实际财权很大。在总后期间，王守业全面负责全军第三代营房的改造工作。同一时期，以建立住房补贴制度为核心的军队房改工程也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开始实行。
　　庞大的资金量、部队崭新的用房改革政策，让王守业有空子可钻。加上“部队的招投标较其他公用建筑的招投标制度相对宽松，有时会以涉及军队机密或军备等原因，采取邀请招标或议标的方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仍采取由领导说了算的发包方式”。
　　由于大权在握，虽然自1995年后不断有内部人士举报王守业有经济问题，但都没能把他告倒，反而接连升迁。直到最高首长亲自过问，他才被送上法律的审判台。最终，经查实，王守业贪污、挪用的款项达1.6亿元之巨。[详细]

　　刘连昆案是上世纪90年代大陆破获的最大一起台湾间谍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一起涉台间谍案。
　　 刘连昆曾是大陆少将级军官，1992年在台湾“军情局”间谍的利诱下，开始为其卖命。当年11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六处副处长王宝元（化名）到广州与刘连昆会面。
　　 经过周密安排，刘、王二人在广州越秀公园见了面，继而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为表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王宝元当场拿出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的红包，作为给刘连昆的见面礼。刘连昆则“回赠”了12份机密文件。自此，刘连昆走上一条出卖情报换取金钱的不归路。
　　 据境外媒体报道，从1992年“入行”到1999年初被抓，7年间，刘连昆向台湾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期间，他窃取情报的活动更是达到了高峰。可无论他怎样隐藏，最终都无法逃脱，被判处死刑。
　　 刘广智是继刘连昆后被台湾情报部门拉下水的第二个少将级军官，事发前任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据了解，刘广智涉嫌将属于“绝密”的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空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和训练详情，以及最高领导人的绝密谈话内容交给台方。事发后，有海外媒体推测，依照刘广智的职位和级别，台湾情报部门至少可以知道一些战机的准确部署数量和基地分布情况。此外，刘广智还应该十分清楚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教学、换装状况，预警机等新装备的发展进度等。而通过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台湾情报部门便能分析出中国空军在作战思想、实战准备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每当台湾当局获得刘广智传递过来的高度机密情报，总是欣喜若狂，继而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他提供大量酬金，并封官许愿，每月给予高薪。
　　 2004年3月2日，刘广智被大陆有关部门“双规”。而时任空军装备部军官的刘广智的儿子，也因涉案被捕。[详细]